第334章 开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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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三十日，台北。
    周大山站在左营眷村的水泥庙前，把最后一块砖砌进门框右侧。
    他砌得很慢，每放一块砖，都要用瓦刀敲三下，敲实了，再抹一层灰。
    七十二岁了，手还是稳的。
    庙里那三尊泥像，关公、妈祖、杨六郎，已被他擦了三遍。
    香炉里的香灰满了，他舍不得倒，用筛子筛了一遍，把细的留下，粗的扔掉。
    收音机搁在门槛上，开着。
    他一边砌砖一边听，偶尔停下来，把音量拧大一点。
    新闻播到第三段的时候，播音员的声音忽然变了。
    “行政院新闻局今日正式公告，即日起废止《动员戡乱时期国产电影处理办法》，所有涉及大陆地区人文历史题材的影片，经专案申请后可不受原限制。新闻局同时宣布，为鼓励两岸文化交流，将设立‘人文电影特别许可通道’，审批周期，由原六个月缩短为三十个工作日。”
    周大山手里的瓦刀停住了。
    他直起腰，看着收音机。
    播音员继续说：“另据消息，香港鑫时代影业出品的《故土之心》，已通过首批专案审查，预计将于明年二月起，在台北、台中、高雄三地共十二家影院同步公映。这将是三十年来，首部完整呈现1942至1965年南洋华人迁徙史的电影，在台湾地区作全线商业放映。”
    周大山站在原地，一动不动。
    瓦刀从他手里滑下去，砸在刚砌好的砖上，蹦出一道白印子。
    他没管。
    他只是站在那里，看着收音机。
    三十二年。
    他想起1949年，从上海坐船来台湾那天。
    船开了，码头上的人越来越小，越来越模糊。
    他母亲站在码头上，没有挥手，没有喊，就那么站着。
    船越开越远，她变成一个小点，然后消失在海平线里。
    那是他最后一次看见她。
    他想起1967年，托人从香港转寄回即墨的那封信。
    信写了三页，寄出去之前撕了两页半，只剩一行字：“娘，儿在台湾，一切都好。”
    他没收到回信。
    他想起1978年，又托人寄了一封。
    这次只写了一行：“娘，孙子会叫奶奶了。”
    他还是没收到回信。
    他想起1980年，终于收到一封回信。
    信封上盖着山东即墨的邮戳，信纸只有半页。
    是堂弟代笔写的：“大伯，奶奶是1975年走的，走之前她还在念叨你。”
    他把那封信，藏在铁盒底层，压在1948年的船票下面。
    信纸边角已经磨毛了，折痕处裂了好几道口子。
    但他记得每一个字。
    收音机还在响。
    “新闻局局长在记者会上表示，此次政策调整，是回应社会各界的长期呼吁。他说：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。根扎得深，树才能长得高。过去几十年，我们把自己的根砍掉了一大截。现在是时候把它接回来了。”
    周大山弯下腰，捡起那把瓦刀。
    他看着刀口上那道新崩的白印子，忽然笑了起来。
    那笑很浅，比那声“啪”还浅。
    他把瓦刀放下，走进庙里。
    从神龛底下抽出那个铁盒，打开。
    里面有一封信，一张船票，一张照片。
    他把照片拿出来，是1957年母亲寄来的那张。
    六十二岁，头发全白，站在老家的院门口。
    没笑，母亲只是怔怔的看着镜头。
    他把照片贴在胸口，站了很久。
    然后他把照片放回铁盒，把铁盒塞回神龛底下。
    站起来，走到庙门口，看着外面灰蒙蒙的天。
    “娘，”他说，“儿快能回去了。”
    台北市和平东路，一间老旧的公寓里。
    杨德昌把电话挂了，转过身，看着坐在沙发上的侯孝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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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“老侯，你听见了？”
    侯孝贤点点头。
    他手里还攥着《如归》的拍摄手记，那沓纸被他翻得边角都卷了。
    杨德昌走回沙发边，坐下。
    两人沉默了一会儿。
    杨德昌忽然说：“你那三部曲，可以拍了。”
    侯孝贤没说话。
    杨德昌说：“新闻局那个‘人文电影特别许可通道’，审批周期三十个工作日。你的本子送进去，最多一个月就出来。林国栋那些人，可以上银幕了。”
    侯孝贤还是没说话。
    杨德昌看着他。
    “老侯，你等的那个人，到了。”
    侯孝贤把手里的手记放下。
    他抬起头，看着窗外那棵老榕树，叶子落了一半。
    “德昌，”他说，“你知道我等的是谁吗？”
    杨德昌摇头。
    侯孝贤说：“我等的是林国栋们，能活着看见自己故事的那一天。周师傅今年七十三了，沈静婉那边没消息，陈婆九十二了还在槟城卖娘惹糕。她们等得起吗？”
    杨德昌沉默了几秒。
    “那你拍快一点。”
    侯孝贤摇摇头。
    “快不了。这个片子，急不得。急了就假。假了，那些等了一辈子的人，一眼就能看出来。”
    他站起来，走到窗前。
    “德昌，你说林国栋那个本子，拍了能放吗？”
    杨德昌想了想。
    “能。但得剪。”
    “剪什么？”
    “剪那些太疼的。林国栋蹲在废墟上搭家庙那场，三副碗筷，三根树枝，那些能留。但他对着无字牌位说的那句话，‘静仪，婉清，将就一下，明年买新的’，可能会剪掉。”
    侯孝贤转过身。
    “为什么？”
    “因为太疼。上面的人看了，会疼得不舒服。”
    侯孝贤沉默了很久。
    然后他说：“那就不放。”
    杨德昌愣住了。
    “不放？”
    “嗯。拍了，不放。等着。”
    “等什么？”
    “等能放的那天。等观众准备好，等上面的人准备好，等所有人都知道，疼不是罪过，疼完了还能站起来，才是。”
    杨德昌看着他，没说话。
    侯孝贤走回沙发边，拿起那沓手记，翻了翻。
    翻到林国栋那场戏的草稿，上面写着：
    “废墟上，他蹲下来，用碎砖搭了一个十厘米高的小龛。里面放着三样东西：珍珠母贝纽扣，无字楠木板，沈静婉1950年信的复印件。他摆上三副碗筷，发现没有筷子，从地上捡了三根细树枝，折成筷子长短，架在碗沿。他说：静仪，婉清，将就一下，明年买新的。”
    他看着这段文字，看了很久。
    然后他把手记合上。
    “德昌，”他说，“总有一天，这三根树枝，会有人看见。”
    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，香港清水湾。
    威叔早上六点就起来了。
    他把食堂门口那块石板擦干净，又给凤凰木浇了一遍水。
    枝头那几个绿豆大的芽点，比上个月又大了一点。
    他用软尺量了量，记在本子上：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，最大芽点直径五点一毫米。
    然后他回到屋里，把那个木盒抱出来，放在石板上。
    打开盒盖。
    三十八样东西。
    周伯的信，谭咏麟的船票，张国荣的笔记本，徐小凤的娘惹糕，邓丽君的开盘带，顾家辉的五线谱，黄沾的歌词，许鞍华的铅笔，周慧芳的报表，那瓣花的信封，陈伯的铁盒，槟城阿伯的信，永春阿婆的照片，周师傅寄来的碑文拓片，杨德昌的剧本大纲，侯孝贤的拍摄手记，还有今年新添的几样。
    他数了一遍，又数了一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