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四十三章公安部的关注

    第四十三章公安部的关注(第1/2页)
   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底，宜昌城郊的沿江公路上，晨雾还没散。
    一辆运钞车准时从分理处开出，拐上沿江公路刚走了两百米，路边两个“等车的人“突然动了。张君抬手一枪打碎驾驶座玻璃，司机当场毙命；赵正洪拽开副驾车门，两枪打在押运员胸口；李泽军撬开箱门，拖出两个铁皮钱箱。
    从枪响到钱箱上车，一分二十秒。
    陈世清一脚油门，桑塔纳窜进防护林旁的小路，四十分钟后停在长江边的芦苇荡里。
    四人换衣服、擦枪、浇汽油、烧车，火焰窜起来的时候，他们已经坐上了提前备好的另一辆车，往常德方向驶去。
    五十多万现金，两支防暴枪，干净利落，全身而退。
    这一票干完，张君彻底放开了手脚。
    以前干一票要歇大半年，踩点、备枪、找窝点、联系销赃，样样都得从头来。
    现在不一样了——武汉有秦直碧管销赃接应，重庆有全泓燕的安全屋和杨明燕的后勤站，常德有陈乐的核心据点存枪存钱，长沙有苏敏的临时落脚点。
    五个据点，五张牌，随时能打。
    骨干三人各管一摊，分工明确，磨合了两年，配合得天衣无缝。
    他定下新规矩：每两到三个月做一案，打完就换省，不在一个地方连续动手。
    湖南做完去湖北，湖北做完去重庆，重庆做完再回湖南，利用跨省管辖的盲区，让警察追不上尾巴。
    团伙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活跃期。
    一九九七年春，武汉汉口。
    秦直碧提前半个月踩好了点，目标是汉正街附近的一家金店。她扮成进货的老板娘，连续去了三次，摸清了保安换班时间和后门的位置。
    作案那天，她亲自开着一辆面包车在巷口接应，张君三人进去不到一分钟，打死保安一名，抢走黄金首饰八十余万。得手后直接把金饰搬到秦直碧的车上，当天下午，汉正街和武昌的两个地下金铺就开始分批融金，三天之内全部变现。
    秦直碧拿到提成，给女儿买了台新彩电，剩下的钱存进了用别人身份证开的账户里。
    她看着存折上的数字，心里踏实得很——只有钱和手里的活，才是真的。男人靠不靠得住，她不在乎。
    一九九七年秋，重庆沙坪坝。
    全泓燕提前一天把拆解的枪支从七星岗送到江北杨明燕的住处，杨明燕安排好了撤退车辆和郊区的临时藏身点。
    目标是一家储蓄所，张君三人打死两人，抢走现金三十余万。
    作案后车辆在歌乐山脚下烧毁，三人分批撤到杨明燕租的民房里，待了两天，等风声过了才各自离开。
    全泓燕回到七星岗，把张君换下来的衣服洗干净，晾在阳台上。
    她已经习惯了这种日子，不再做噩梦，也不再问他去干什么。他回来，她就热饭热菜伺候；他走，她就守着房子等。她觉得这就是日子，是她和他的日子。
    一九九八年夏，湖南常德。
    这是团伙第一次在常德市区动手。目标是步行街附近的一家金店，陈乐的住处第一次用于作案后临时藏匿。
    这次抢劫打死保安一名，打伤两人，抢走黄金价值六十余万。作案后三人直接撤到陈乐的老小区，枪支赃款在她家地下室放了三天，等排查松了才分批转移到安乡乡下。
    陈乐吓得够呛，可看着张君塞给她的那沓钱，又把到了嘴边的话咽了回去。她安慰自己，只是借地方放了几天东西，她什么都没干，跟她没关系。
    一九九八年冬，湖北荆州。
    这一次栽了个小跟头。运钞车押运员反抗激烈，一人端着防暴枪不肯撒手，赵正洪开枪打伤两人，却没能在第一时间控制车厢。远处传来警笛声，张君当机立断，下令撤。只抢走了押运员身上的少量现金，钱箱没撬开。
    事后在常德的据点里复盘，张君把赵正洪骂了个狗血淋头，说他动作太慢、心不够狠。赵正洪低着头挨骂，不敢还嘴。张君最后定了调：以后踩点必须更细，能找内应就找内应，没把握的目标宁可不做，不能冒失。
    从那以后，团伙的踩点周期从半个月又拉长到一个月，每个细节都要反复确认。
    一九九九年春，重庆万州。
    抢劫金店既遂，抢走黄金七十余万。作案后没有走公路，而是提前联系了一艘跑运输的货船，沿长江水路撤离到湖北巴东，再转车回常德。
    水路不走检查站，没有监控，比公路安全得多。杨明燕提前打点好了船老大，只说是运一批“无票的货“，给了高出市价三倍的运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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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船老大收钱办事，不问货是什么，也不问人是谁。
    一九九九年秋，湖南益阳。
    抢劫运钞车既遂，打死押运员两名，抢走现金四十余万。作案后车辆在沅江边烧毁，四人分三路撤离，两天后在常德汇合。
    三年间，团伙横跨湘鄂渝三地，作案十余起，打死打伤二十余人，抢劫财物总价值超过五百万。
    每一起案子的手法都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：五四式手枪、蒙面作案、快进快出、一枪爆头、不留活口、事后烧车、跨省流窜。
    张君的名字，还没有出现在任何一份警方的案卷里。但“渝湘鄂持枪劫匪“这六个字，已经像一片乌云，笼罩在三个省市的上空。
    每一起案子发生后，当地警方都成立了专案组。
    刑警们勘查现场、走访目击者、排查前科人员、调阅监控录像，投入了大量警力。可查来查去，线索一条条断掉，最后大多成了悬案，案卷锁进柜子里，慢慢积了灰。
    不是警察不努力，是这伙人太狡猾，而时代和体制的局限，又给了他们可乘之机。
    最大的障碍是跨区域管辖。
    案子发生在不同省份，各自立案、各自侦查。每个地方的专案组都在自己的辖区里打转，看到的只是孤立的一起案子，看不到背后那张跨省流窜的完整犯罪网络。
    就算有个别老刑警隐隐觉得手法相似，可没有证据，没有串并的依据，怀疑也只能停留在直觉层面。总不能凭“感觉像“就去调邻省的案卷。
    其次是现场线索太少。
    这伙人反侦察能力极强。作案戴头套、手套，不留下任何指纹和面部特征；事后必烧车，车辆来源查不到，车架号、发动机号全烧成了废铁；黄金通过地下渠道快速变现，流入黑市后根本查不到来源；现金更是直接分散藏匿，无法追踪。
    目击者能提供的，只有“三到五个男人““操外地口音““穿深色夹克“这种模糊到几乎没用的描述。连嫌疑人大概多大年纪、身高多少，都说不准。
    还有技术手段的局限。
    九十年代末，监控探头还没普及，银行网点有，可大街上、公路上几乎没有。警方想追踪嫌疑人的逃跑路线，只能靠走访，靠一个个问路人，效率极低。DNA技术刚开始应用，数据库还不完善，现场提取到的生物检材，比对不出结果。弹道鉴定有，可各地的鉴定结果各自存档，没有人把它们放在一起比对。
    于是，十余起案子，各自悬着，像一块块散落的拼图，没有人把它们拼到一起。
    直到一九九九年底。
    公安部刑侦局在整理全国持枪抢劫案件的年度统计时，一位老专家注意到了异常。
    他干了三十年刑侦，见过太多案子。当他把湘鄂渝三地的十余起案件案卷摊在桌上，一份一份翻过去时，后背渐渐冒出了冷汗。
    太像了。
    不是一般的像，是从作案目标、作案手法、工具选择到撤离方式，每一个细节都高度吻合。这绝不是巧合，绝不是几伙互不相关的人各自作案。
    他拍了桌子：“把这些案子的弹道鉴定报告，全部调过来，一枚一枚比对。“
    弹道是枪的指纹。
    每一支枪的枪管里，都有独一无二的膛线。子弹射出时，膛线会在弹头上留下特定的划痕，就像人的指纹一样，不会重复。同一支枪射出的子弹，划痕完全一致。
    三地警方的弹道报告，陆续送到了北京。
    技术人员在显微镜下，一枚一枚地比对弹壳和弹头。房间里很安静，只有显微镜转动的咔嗒声和记录员写字的沙沙声。
    比对结果出来的那天，整个技术室都沉默了。
    十余起案件中，至少有七起现场的五四式手枪弹壳，来自同一批枪械；其中三起案件——重庆沙坪坝、湖南望城、湖北宜昌——的弹头，膛线痕迹完全吻合。
    同一支枪，在三个不同的省份，杀了人。
    铁证如山。
    这不是几起孤立的抢劫案。这是一个组织严密、手段残忍的职业犯罪团伙，已经在西南腹地猖狂了三年，手上沾了二十多条人命。
    技术报告摆在刑侦局领导的办公桌上，领导下了命令：“并案，集中力量调查！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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