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397章 买一张长途车票，目的地未知

    从纪念园回来一周后，苏凌云开始收拾行囊。
    东西很少。
    几件换洗衣服——都是素色的，叠起来不占地方，塞进背包底层。
    父亲的笔记本，用牛皮纸包了书皮，边角已经磨毛了。
    那把地质锤，锈迹被她用机油擦掉了一些，但虎口位置的凹槽她没动，留着苏教授手掌的形状。
    小雪花的糖纸已经塑封了，透明塑料膜里封着那一小团琥珀色的固体，放在背包内侧的拉链袋里，贴着胸口的位置。
    基金会的工作证，她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放进去了——不是要用，是怕万一碰到什么事，有个身份好说话。
    她在民宿的桌上留了一张字条给白晓。
    字条很短，写在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一页纸上，用杯子压住一角。
    “我出去走走，归期不定。基金会的事，你和邓律师、老雷商量着办。勿念。”
    她本来写了“对不起，突然就走了”，划掉了。
    又写了“我会给你们打电话”，也划掉了。
    最后就剩这几个字。
    她把笔帽盖上，背上背包，轻轻带上了门。
    清晨五点半，天蒙蒙亮。
    民宿院子里，那两棵椰子树在晨风里轻轻晃着叶子，余叔还没起床，厨房里飘出白粥的米香。
    苏凌云在院门口站了片刻，低头看了看门槛上那只懒洋洋的橘猫，然后转身，沿着石板路往镇上走。
    她没有叫车。
    从民宿到县城汽车站有四公里，她走了一个多小时。
    路上没什么人，偶有一辆农用三轮突突突地开过去，车斗里装着刚摘的蔬菜，菜叶上的露水洒了一路。
    县城汽车站是一栋灰扑扑的二层小楼，外墙的瓷砖掉了好几块，露出里面斑驳的水泥。
    候车室里的塑料椅有一半是坏的——坐垫裂了，扶手上缠着胶带。
    气味很杂：泡面的酱料包、汗味、劣质香烟、还有从厕所飘出来的消毒水味道。
    几个民工模样的男人蹲在墙角，行李是蛇皮袋和塑料桶，桶里装着铺盖卷。
    一个抱婴儿的年轻母亲，坐在靠门口的位置，笨拙地用矿泉水冲奶粉，孩子哭得满脸通红，她把奶瓶塞进孩子嘴里，孩子呛了一口又哭，她手忙脚乱地拍着孩子的背，额头上全是汗。
    一个学生模样的女孩，戴着耳机坐在角落里，低头刷手机，屏幕的光映在她脸上，表情淡淡的。
    售票窗口刚开，里面的大婶打着哈欠，嘴角还挂着没擦干净的牙膏渍。
    她隔着玻璃看了一眼苏凌云，手指在键盘上敲了两下。
    “去哪儿？”
    苏凌云看着墙上那块褪色的班次表。
    塑料板已经发黄了，红色的字迹有些模糊，目的地从近到远排列——清水铺、杨柳河、石板滩、云山县。
    她的目光在那些名字上滑过去，最后落在最后一个名字上。
    她没去过那里，也没听过。
    此心安处是吾乡。
    “就这张吧。”
    大婶顺着她指的方向看了一眼：“云山县，最远一班，下午四点才到。一百二十块。”
    “嗯。”
    苏凌云付钱。
    一张皱巴巴的纸质车票从窗口下面的缝隙里递出来，票面上印着红色的车次号——K307。
    发车时间六点半。
    目的地云山县。
    她接过票，折好放进口袋，找了个角落的位置坐下。
    背包放在脚边。
    候车室里的人渐渐多起来。
    那个民工还在打电话，声音很大，好像在跟包工头吵工资的事。
    抱婴儿的母亲终于把孩子哄睡了，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，嘴唇干得起了皮。
    学生女孩的耳机漏音，隐隐约约能听到一首老歌，调子很熟，苏凌云想不起歌名。
    她靠在塑料椅背上，看着这些人。
    没有人在看她。
    没有人知道她是谁。
    她只是一个背着旧包、安静等车的旅人。
    这种感觉很奇怪——不是孤独，是一种很久没有体会过的轻。
    在法庭上，她是“上诉人苏凌云”；在基金会，她是“苏顾问”；在黑岩，她是“0749”。
    现在她什么都不是。
    久在樊笼里，复得返自然。
    六点二十分，检票口开了。
    去云山的车是一辆老式中巴，车身是白色的，侧面喷着“云山县运输公司”的字样，油漆已经龟裂了。
    司机是个五十多岁的胖子，穿一件圆领T恤，肚子把方向盘顶得很近。
    他站在车门旁边抽烟，看着乘客一个一个往上挤，也不催。
    苏凌云把背包塞进头顶的行李架，坐在靠窗的位置。
    座位很窄，膝盖顶着前排的椅背，坐垫的海绵已经塌了，坐上去能感觉到底下的铁架子。
    她把拐杖横放在腿上，靠在车窗上。
    六点半，中巴发动了。
    引擎抖得很厉害，整个车身都在颤，车窗玻璃嗡嗡响。
    车开出汽车站，拐上国道，窗外的景色开始流动。
    先是县城的街景——五金店、早点铺、修车行，店主们正在拉起卷帘门。
    然后是城乡结合部的平房和小块菜地。
    再然后，房子越来越矮，树越来越多，路越来越窄。
    邻座是空的。
    苏凌云把拐杖挪到旁边那个座位上，一个人占了两个位置。
    车开了大概一个多小时，在一座公路桥上停下来。
    桥头有个简易的候车点——就是一根电线杆上钉了块铁皮牌子，写着“清水铺”。
    中巴车门呼啦一声打开，上来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农。
    他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麻袋，麻袋比他还宽，卡在车门上，他侧着身子挤了好几下才挤进来。
    麻袋里不知道装了什么，散发出浓郁的泥土味和干草味，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、类似中药材的苦香。
    他穿着一件洗得泛白的蓝布衫，袖口磨破了，裤子膝盖上打着两个颜色不一样的补丁——一个是深蓝的，一个是卡其色的。
    脚上蹬着一双解放鞋，鞋帮上全是干泥巴。
    他找到自己的座位，就是苏凌云旁边那个。
    他先把麻袋塞进座位底下——塞不进去，又拽出来，扛起来往行李架上托。
    苏凌云站起来帮他托了一把，麻袋很沉，压在行李架上咣当一声。
    “谢谢啊闺女。”
    他坐下去，用袖子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。
    汗水和灰尘混在一起，在额头上糊成一道一道的灰色印子。
    他的头发花白，剪得很短，脸上沟壑纵横，被太阳晒成了深褐色。
    嘴唇厚而干裂，说话的时候露出几颗缺损发黑的牙齿。
    但他的眼睛很亮，是那种在田里干了一辈子活、骨头被压弯了，但眼神没弯的人特有的亮。
    “不客气。”
    苏凌云重新坐下。
    中巴继续往前开。
    老农坐了一会儿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擦汗，然后转头看苏凌云——打量了一眼她放在腿上的拐杖，又看了看她瘦削的脸，大概猜到了什么，但没问。
    “闺女去云山？”
    他的口音很重，每个字都像从土里刨出来的。
    “嗯。”
    “那地方偏哩。但山好水好。我闺女嫁到那儿。你去干啥？探亲？旅游？”
    苏凌云看着窗外。
    窗外的田野正在被丘陵取代，平地越来越少，远处开始出现连绵的山影。
    “随便走走。”
    老人点点头，也不追问。
    他大概觉得这个回答很正常——一个女人，背着旧包，坐最远一班车去一个没听过的地方，她说随便走走，也许就是真的随便走走。
    他打开麻袋口，从里面掏出两个烤红薯。
    红薯是用旧报纸裹着的，报纸上的油墨被热气熏得模糊了，红薯皮烤得焦黑，有些地方裂开了，露出里面金黄色的瓤。
    他把大的那个塞给苏凌云。
    “闺女，吃。自家种的，甜。”
    红薯还很烫，隔着报纸能感觉到那股热乎乎的甜香直往鼻子里钻。
    苏凌云接过来，吹了吹，剥开一小块皮，咬了一口。
    很甜。
    不是那种加了糖的甜，是红薯本身在炭火里慢慢烤出来的、带着焦香的自然甜。
    她在黑岩吃过很多红薯——监狱食堂偶尔会有，都是水煮的，寡淡无味，放凉了之后硬得像胶皮。
    小雪花不爱吃，但每次都把分到的那块掰成两半，一半自己吃，一半藏起来给苏凌云。
    苏凌云说你自己吃，姐不饿。
    小雪花就摇头，说姐你比我瘦，你得多吃。
    她吃了一口，又吃了一口。
    胃里暖起来，心里某个一直绷着的地方，似乎也跟着松了一点。
    人间有味是清欢。
    老人自己剥着另一个红薯，一边吃一边说话。
    他说云山的特产——野生猕猴桃、山核桃、还有种叫“云雾茶”的野茶，长在海拔一千米以上的崖壁上，以前有人专门攀岩去采，现在不让了，怕掉下来。
    他说他闺女嫁到云山五年了，婆家是种果树的，去年刚盖了新房，外墙贴了白瓷砖，好看得很。
    他说他这次去是送山货——麻袋里装的是自己晒的干蘑菇和剥好的核桃仁，给闺女坐月子吃的。
    “闺女生了个大胖小子，我这当姥爷的，头一回见。”
    他笑得眼睛眯成两条缝，红薯渣沾在嘴角上，他用袖子蹭了一下。
    苏凌云听着，偶尔点头。
    老人也不在意她话少，自顾自地说，说到兴头上还拍一下大腿。
    窗外的山越来越高了。
    中午时分，中巴在一个叫“清水铺”的小站停靠。
    司机说休息二十分钟，吃饭的上厕所的赶紧。
    苏凌云下去透气。
    站台很小，就一间平房，墙上刷着“清水铺客运站”几个字，油漆已经脱落了大半。
    平房旁边有个小摊，一把遮阳伞，一张折叠桌，桌上摆着几排矿泉水和几包饼干。
    摊主是个老太太，头发全白了，瘦小佝偻，坐在摊后面的小板凳上，手里摇着一把破蒲扇。
    苏凌云走过去拿了一瓶矿泉水，付钱的时候老太太找零找了半天，手在围裙口袋里掏了很久，掏出一把皱巴巴的纸币，一张一张地捋平。
    苏凌云说不用找了。
    老太太摇头，说该找就得找，俺不占人便宜。
    就在这时，不远处传来争吵声。
    一个穿旧西装、提公文包的中年男人正抓着一个老太太的手腕，另一只手里举着一瓶矿泉水，声音很大，像是故意让周围人都听见。
    “你看看！这瓶水过期了！瓶盖都生锈了！我喝了肚子疼你赔啊？退钱！不然我打电话投诉你！让你们这个小破站关门！”
    老太太慌了。
    她站起来，腿在发抖，声音也发抖，说没过期啊，我孙子刚进的货，上个月才进的。
    中年男人不依不饶，把水瓶举到她鼻子前面，说你看看这生产日期，你看看，你认识字吗？
    老太太说我不认识字，但我孙子不会骗我。
    中年男人冷笑，说你孙子骗不骗你关我什么事，反正这瓶水有问题，你退不退？不退我现在就打12315。
    老太太急得直掉泪，手在围裙口袋里掏钱，掏出来的纸币皱巴巴的，她数了两遍也没数清是多少。
    周围站着几个等车的乘客，没人说话。
    有人在看手机，有人把脸转过去了。
    那个中年男人还在催促，声音越来越大。
    苏凌云走过去。
    她从男人手里把那瓶水拿过来，翻过来看瓶底。
    生产日期印在瓶底凹槽里，黑色喷码，清晰完整——是上个月生产的。
    保质期印在瓶身标签上，二十四个月。
    她把瓶底亮给男人看。
    “上个月生产的，保质期两年。没过期。瓶盖那圈黄色是标签纸上的印花，不是铁锈。”
    男人愣了一下。
    他打量苏凌云，目光从她的脸扫到她的拐杖，大概在判断这人什么来头。
    判断不出来，但他不想在气势上输。
    “你谁啊？多管闲事！”
    苏凌云没说话，只是看着他。
    她的眼神很安静，没有愤怒，没有挑衅，就是安静地、直直地看着他。
    那种目光不是吵架的目光，是见过太多生死之后沉淀下来的那种沉静，像一面深水，看不到底，也没有波澜。
    男人被她看得不自在，把公文包往腋下一夹，嘟囔了一句什么，松开老太太的手腕，转身快步走向候车室门口。
    走到门口又回头看了一眼，发现苏凌云还在看他，脚步快了几拍，消失在那扇贴着“男厕”的破门后面。
    路见不平一声吼，该出手时就出手。
    老太太拉着苏凌云的手，眼泪还没干就连声道谢，说姑娘你真是好人，要不是你我这摊子就让人砸了。
    苏凌云摇摇头，帮她把被弄乱的水瓶重新摆整齐，把掉在地上那把破蒲扇捡起来，拍了拍灰，递还给她。
    然后她拧开自己那瓶矿泉水的盖子，当着她面喝了一口。
    “你们应该是同一个地方进货的吧，没过期。是甜的。”
    老太太破涕为笑，用袖子擦了擦眼睛，说姑娘你上车吧，别误了车。
    苏凌云转身走向中巴。
    走到车门口的时候，她低头看了看手里那瓶矿泉水——水面在塑料瓶里轻轻晃荡，阳光下有几道细小的折光。
    她忽然想起父亲。
    父亲以前帮同事维权的时候，也是这样——不是去打架，不是去闹，就是站出来，站在那个被欺负的人旁边，说一句“事实是什么”。
    父亲说，会办事的人，要懂得讲证据。
    但她后来知道了，讲证据本身就是站队。
    在讲证据的时候，你已经站在真相那边了。
    铁肩担道义，妙手著文章。
    中巴重新上路。
    下午的山路更颠簸，弯道越来越多，越来越急。
    发动机嗡嗡地响，过弯的时候车身嘎吱嘎吱地呻吟，像一头累坏了的老牛。
    窗外的绿色越来越浓——山上的植被从平原的杨树，变成了亚热带的常绿阔叶林，时不时能看到一条细长的瀑布，从崖壁上挂下来，在树丛间一闪就不见了。
    老人睡着了，脑袋靠着车窗，张着嘴，鼾声不大，被发动机的噪音盖得若有若无。
    苏凌云看着窗外，把红薯最后一口吃完。
    手指上沾了炭灰，她在纸巾上蹭了蹭，没蹭干净，指甲缝里还留着一道黑痕。
    她看着那道黑痕，想起了黑岩监狱里的水泥台子——那种永远洗不干净的、渗进皮肤纹路里的灰色。
    现在她的手指上沾的是烤红薯的炭灰。
    不一样。
    下午四点多，中巴终于晃进了云山县汽车站。
    车站比出发的那个还小，就一个停车坪和一间瓦房。
    停车坪是碎石铺的，踩上去嘎吱嘎吱响。
    瓦房门口挂着一块用粉笔写了“售票处”三个字的小黑板，黑板下面放着一把空椅子，售票的人不知道去哪儿了。
    空气里弥漫着柴火和炊烟的味道——是山里人家开始做晚饭了。
    老农下车的时候，苏凌云帮他托了一把麻袋。
    他把麻袋扛上肩，指着车站外面那条窄窄的水泥路说，闺女，沿着这条路往东走，过了桥就是老街，有几家旅社。
    我闺女家在西边，不顺路，不能带你了。
    苏凌云说了声谢谢。
    老人摆摆手，扛着麻袋走了，解放鞋踩在碎石路上沙沙响，背影在夕阳里越来越小。
    苏凌云沿着他指的路走。
    云山县城很小，只有一条主街，两边是三四层高的旧楼房，一楼全是商铺——杂货店、五金店、卖种子的、修家电的。
    街上人不多，有几个放学的孩子背着书包追逐打闹，有个卖菜的大姐正在收摊，把没卖完的青菜往三轮车上搬。
    路过一家招牌褪色的“迎宾旅社”时，她停住了。
    门面很小，夹在一家粮油店和一家药店中间，门口挂着一串塑料珠帘，珠子已经发黄了。
    她走进去。
    前台是个胖大姐，圆脸，烫着小卷发，正嗑着瓜子看电视剧。
    电视剧好像是古装片，正演到女主角哭哭啼啼地抱着男主角不撒手，胖大姐看得津津有味，连有人进来都没抬头。
    “单间五十，押金五十。”
    苏凌云交了钱。
    胖大姐从抽屉里翻了半天翻出一把钥匙，钥匙上挂着一块塑料牌，上面印着“207”。
    她继续嗑瓜子，眼睛没离开电视屏幕。
    房间在二楼，门锁是老式的弹子锁，钥匙要左右拧两下才能开。
    房间很小，一张单人床，一个床头柜，一盏台灯，一个脸盆架。
    墙上贴了墙纸，花纹是几十年前流行的米黄色印花，边角已经翘起来了。
    窗帘是碎花布，很薄，拉上之后外面的光还能透进来。
    床单是白色的，洗得很干净，但有一小块淡黄的旧渍，大概是年代久了洗不掉的。
    苏凌云放下背包，去公共洗手间洗了把脸。
    水很凉，带着山里地下水特有的清冽，打在脸上有点刺痛。
    她用毛巾擦干脸，回到房间，躺在床垫上。
    床垫比中巴的座椅还软一点，弹簧在她身体下面轻轻咯吱了一声。
    天花板上有条裂缝，从墙角一直延伸到灯座旁边，像一条干涸的河床。
    她盯着那条裂缝，什么都没想，又好像什么都想了。
    外面街上有人在喊孩子回家吃饭，声音拖得很长，带着当地方言的尾音。
    空气里有炒菜油烟的焦香味。
    窗外能看到青色的山峦轮廓，山顶正被夕阳染成一层很薄的金色。
    她就那么躺着，没有计划明天去哪，也没计划后天去哪。
    这种空白，对她而言奢侈得有些不真实。
    在黑岩的七百二十天里，每一天都被安排好了——起床、点名、劳动、吃饭、睡觉。
    每一分钟都有人盯着。
    出来之后，每一天也都被填满了——庭审、申诉、基金会、媒体、案件、会议。
    她的日程表被白晓排得密密麻麻，有时候一天要接十几个电话。
    现在她的手机关了。
    日程表空了。
    没有人知道她在哪。
    偷得浮生半日闲。
    她翻了个身，把脸埋进枕头里。
    枕头上有洗衣粉的味道，是很便宜的那种柠檬香精味，冲鼻，但闻着很踏实。
    入夜之后，小县城安静得很早。
    九点多街上就没什么声音了，偶尔远处传来几声狗吠，还有隔壁楼里某个房间电视机的闷闷的回响。
    苏凌云靠在床头，从背包里拿出父亲的笔记本。
    封面上的牛皮纸已经被磨得起了毛边，书脊处用透明胶带粘过两次。
    她没有翻开看，只是用手指轻轻抚过封面，沿着书脊的折痕，沿着那些被翻过无数遍的页边。
    那些熟悉的字迹在里面躺着，每个字她都能背出来，但她今天不想背。
    她只是把它放在膝盖上，手放在上面，感受牛皮纸粗糙的触感。
    然后她想起很多童年的事。
    父亲带她去野外，背着一个帆布包，手里拿着一把锤子。
    她蹲在河边捡石头，捡到一块圆溜溜的鹅卵石，上面有一道白色的纹路横贯整个石面，兴奋地跑过去说爸我找到化石了。
    父亲接过来看了一眼就笑了，说这不是化石，这是石英脉侵入形成的条纹，但这块石头很漂亮，你留着。
    她把那块石头放在书桌上，每天做作业的时候都能看到它。
    后来她上大学、毕业、结婚、搬家，那块石头不知道什么时候丢了。
    现在她很想问问父亲，那条白色的石英脉是怎么侵入那块鹅卵石的，是什么地质年代的产物，那上面有没有记录一些她看不懂的故事。
    此情可待成追忆，只是当时已惘然。
    还有母亲。
    母亲在灯下缝补她的书包，哼着走调的歌谣。
    母亲五音不全，但很喜欢唱歌，每次哼的都是同一首歌——一条大河波浪宽，风吹稻花香两岸。
    她小时候觉得母亲唱歌难听，每次都捂着耳朵说妈你别唱了。
    母亲就笑，说你这孩子不识货，妈年轻时候可是厂里文艺队的。
    她说妈你吹牛，母亲就作势要打她，手举起来又放下，在她头上揉了一把。
    后来母亲死了。
    死在一场车祸里。
    她当时还在黑岩监狱里里。
    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养而亲不待。
    她把笔记本翻到最后一页。
    苏教授的红笔字，那个歪歪扭扭的骷髅头。
    “以我性命担保此结论。”
    她用手指沿着骷髅的轮廓慢慢描了一遍。
    苏教授画它的时候，大概知道自己活不到真相大白的那天了。
    但他还是写了。
    他把命押上去了，然后把报告藏进地下室的铁皮柜里，等一个他可能等不到的人来找到它。
    她合上笔记本，关了灯。
    月光透过薄窗帘洒进来，在地板上画了一块模糊的银色方块。
    她侧过身，把被子拉到肩膀。
    被子的面料有点硬，但很暖和。
    窗外有虫鸣，叽叽叽的，很远，很轻。
    她没有做梦。
    睡得很沉。
    第二天清晨，她被窗外的鸟鸣唤醒。
    不是一只，是一群，叽叽喳喳的，像在开一场很吵的会。
    阳光从窗帘缝隙里挤进来，在地板上划了一道金色的线。
    她推开窗，深深吸了一口清冽的空气。
    昨夜的柴火味已经散了，现在只有山间早晨特有的干净味道——潮湿的泥土、露水浸过的树叶、远处飘来的一丝若有若无的炊烟。
    远处山巅被晨雾缠绕着，雾很白很浓，在山腰以上缓缓流动，山顶在雾里若隐若现。
    她决定去爬山。
    没有查攻略，没有问路，就是朝着那座山的方向走。
    我看青山多妩媚，料青山见我应如是。
    她穿上外套，背上背包，拄着拐杖下楼。
    楼下是个小饭厅，摆了两张折叠桌和几把塑料凳，是旅社提供的简易早餐
    胖大姐正在柜台上擦杯子，电视开着，播早间新闻。
    苏凌云要了一碗稀饭一个馒头，坐在角落里慢慢吃。
    馒头是手工做的，比超市里卖的瓷实，咬下去很有嚼劲，带着一点麦麸的粗糙口感。
    稀饭很烫，米粒煮得软烂，上面飘着几粒枸杞。
    电视里新闻播完天气预报，开始播本省简讯。
    胖大姐抬头看了一眼电视，又低头看苏凌云，又抬头看电视，又看苏凌云。
    “咦”了一声，指着电视屏幕：“这姑娘……怎么有点像你？”
    苏凌云抬头。
    屏幕上是省电视台的早间新闻，正在播一则简讯。
    画面是黑岩矿的旧档案镜头——塌方的矿道入口，封堵的水泥墙，然后切到法院门口的记者群。
    旁白是标准的播音腔：“……备受关注的黑岩案主犯之一康伟国，昨日在狱中突发脑溢血，经抢救无效死亡。康伟国系黑岩矿业集团原董事长，因犯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、故意杀人罪、非法采矿罪等多项罪名被判处死刑，缓期二年执行。其死亡后，相关刑事程序依法终止。至此，该案主要涉案人员均已……”
    画面闪过康伟国受审的镜头——他坐在轮椅上，穿着病号服，脸色灰败，眼窝深陷，嘴角歪斜。
    也闪过苏凌云走出法庭的画面——她被人群簇拥着走下台阶，白衬衫被风吹得鼓起来，脸上没有表情。
    画面很短，只有几秒。
    但足够让胖大姐把电视里，那个瘦削的女人和坐在角落里吃馒头的女人对上号。
    胖大姐手里的杯子停在半空中，嘴张着，眼睛在苏凌云脸上和电视屏幕之间来来回回扫了好几遍。
    “你……你不会就是……”
    苏凌云放下筷子，对她笑了笑。
    那笑容很淡，嘴角弯了一下就收了，但眼睛里有光。
    “大姐，帮我保密。我只是个来爬山的游客。”
    她把饭钱放在桌上——一张整的，不用找。
    然后背起包，推开塑料珠帘走了出去。
    珠帘在她身后哗啦哗啦地响了一阵，然后归于寂静。
    胖大姐愣在原地，手里还举着那个擦了一半的杯子，半天没回过神来。
    苏凌云已经汇入了清晨的人流。
    卖菜的三轮车在街边排成一排，菜贩们用方言吆喝着，竹筐里的青菜还带着露水。
    早点铺的蒸笼冒着白汽，老板娘用筷子夹出一个热腾腾的肉包子，递给等在一旁的小学生。
    一辆拖拉机突突突地穿过街道，司机是昨天中巴上邻座那个老农，他远远地朝苏凌云挥了一下手，拖拉机拐了个弯，突突突地消失在街角。
    她朝着青山的轮廓迈开了脚步。
    阳光从山脊上洒下来，照在她身上，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。
    康伟国死了。
    黑岩案的最后一个主犯，在狱中结束了他的一生。
    多行不义必自毙。
    但苏凌云没有回头去看电视里，那条新闻的后续报道，也没有在脑海里复盘那段往事。
    她只是走着。
    朝着山的方向。
    死亡带来终结。
    也带来新的开始。
    她的旅途，才刚刚启程。